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Jilla Dastmalchi/BBC

“谢谢你制止我无法自拔的恶魔生活。”

韩国网上秘密性剥削案件N号房主谋赵周斌(音译,Cho Ju-bin)被捕后这样形容自己。

赵周斌被称为“博士”,他经营网络聊天室,勒索几十名年轻女性自行制作与性相关的视频,受害女性中有16人未成年。

这些视频与强奸暴力有关,赵周斌在加密通讯软体Telegram售卖这些视频,价钱由200美元至1200美元不等。

他的“博士房”并非唯一一间聊天室,他把其复制成不同号码的“N号房”,让顾客可以付费实时接触到那些上载的勒索所得视频。

无数同类型的房间意味着有数以万计的付费用户。

根据韩国报章《国民日报》,每一间房大约摆放了3至4名被勒索少女的视频。

聊天室的营运者联络这些少女,假装答应为她们提供模特儿或性相关的工作,然后要求少女透过Telegram提供个人资料和照片,这些资料成为了被勒索的工具。

赵周斌面对14项控罪,包括强奸、勒索、非法制作及传播性物品等等,案件在他被捕后三个月后,即6月11日开审。

根据其律师,他承认透过Telegram制作及散播性爱视频,但他否认有勒索、暴力、威迫这些少女。

虽然各界聚焦在这位疑犯身上,但因他受害的少女,却在孤独挣扎。

韩国社会倾向保守,几十名受害者正面对漫长崎岖的路,去重建她们的人生。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 李孝琳三年来协助打击网络性罪行。

李孝琳(音译,Lee Hyorin)决定帮助这些受线上性罪行所害的受害者。

她接受BBC访问时说,“有时候我觉得休息已经是罪,当我睡觉,就等同让更多性侵视频流出,受害者更受伤。”

“起初我想如果我每天日以继夜工作,或许我可以删掉所有这些视频。”

她自2017年开始,处理网上性罪行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。

最初,她的工作是在网络上移除这些内容,但她很快发现,单纯地把这些案发证据移走并不足够。

“性侵视频成为了社会问题,但没有制度去协助受害人,”她说,“这就是我们组织‘韩国网络性暴力回应中心’成立的时候,我们的目标不单是删除那些东西,而是从女权的角度,向受害人提供辅导服务。”

李孝琳很快洞悉到自己工作的价值,知道受害人会因为这些案件,有长远的伤害。

“很多受害人也很害怕,担心她们私密的自己被分享,被储存,现在或是十年后,仍然会被人拿去娱乐或谋利,”她说。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Jilla Dastmalchi/BBC

许多受害者去到她的中心,都会提出很多借口。

“她们这样做真的令我心碎,”她说,“我会确保花时间告诉她们,这不是她们的责任或错误。”

她相信,受害人康复的根源是要从罪恶感获得解放。

“这很令人伤感,许多受害人事实上周边没有人会对她们说一些我对她们说的话。”

相反,很多人责怪或批判她们,令许多受害人感到罪恶感和羞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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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走出阴霾本来就需要很大勇气。李孝琳估计,那些因Telegram性贩卖案而向她们求助的受害人,只是占全部受害者的少数。

“受害者来找我们之前,已走了一段艰苦的路,面对了警察和媒体等等,她们找我们时感到身心疲惫。”

许多受害人选择放弃,李孝琳则希望与她们一起,逐步重建生活。

“我们康复的定义就是她们不再是被动的人,被她们所受的痛苦困起来,她们会消化了这次事件,把它视为人生历练的一部分,然后继续自己的生活。”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 李孝琳说,辅导人员也需要被辅导。

李孝琳的工作对自己个人也有影响。

“我提供辅导时也感受到她们的痛,我也得了一些类似创伤后遗症。”

“N号房事件中,那些男人强迫女性乱伦,这太令人震惊,他们如此抢夺受害人的自尊和侵犯她们。”

不断接触这些物品也令她个人生活受影响。

“我自己都很害怕,在我加入这个组织前,我见到一些性爱视频的缩图,有点像是我跟我的伴侣,我整晚害怕得哭得很惨,日出时我才敢把这视频下载,最终那并不是我,每当我进行删除性视频的工作时,每当见到有些人很像我的妹妹或朋友,我都会查清楚,怕万一出事。”

时间让她逐渐接受自己工作最差的部分。

“两年前,当我被指派去删除一个人的内容,我因为那性视频的缩图而心灵受创,它深深打击了我,但我现在可以了,我猜时间过去了,我就克服了那震撼。”

她自己亦要寻求帮助,“辅导员也需要被辅导,”她说,“我们要面对很大压力。”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Reuters 赵周斌被捕时感谢当局制止他离开恶魔的生活。

在韩国,网络性罪行一般很难提告,很多被捕人士经常只是收到警告就获释,而即使成功提告,多数刑期也不严苛。

根据当地高等法院的纪录,在2012年至2017年期间,有7446人因为非法拍摄而被提告,但只有647人被判监或罚款。

这激怒了韩国人。

BBC驻首尔记者劳拉‧比克(Laura Bicker)说,“不断有女性告诉我,她们觉得司法制度不足以惩罚性罪行,没有阻吓作用,而有不断地有数以万计的女性,呼吁政府作出改变。”

韩国政府表明会修改现行性罪行的法例,包括一些线上性诱及勒索儿童少年。

当局5月打击网络性罪行后,国会修改法例,令储存、藏有、观赏、购买未经同意摄录的视频或图片,将会面临2.5万美元罚款和最高3年监禁的刑责。

此前,观看或藏有这些非法录的影像不会受到处分。

韩国N号房事件中,韩警称664名疑犯被扣留,包括一些重要疑犯。

但一些法官继续宽容地对待网络性罪行犯罪者。

赵周斌案件审理时,一批女权活动人士在法院外抗议,称如果他不接受更严厉的刑责,将会有更多侵害个案和更多受害者。

《韩国“N号房”事件:如何让网络性犯罪受害人走出阴霾》Jilla Dastmalchi/BBC

李孝琳追求打击网络性罪行的决心更明确。

“2018年时,我活在单纯的愤怒中,为什么这样不公平?为何这样具侮辱性?我很生气,令我不能停止工作,我想你可以把它称作‘呐喊’。”

“我们没有所有案件终结的一天,这是我们最大的困境,唯有不断协助那些受到报复色情和网络性罪行影响的受害人,让她们康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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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相信,每当她们删去一段视频,就让多一个人可以展开自己康复的过程,但这种不断移除非法内容和暂停这些东西运作的工作永无休止。

“网络性罪行剥夺了一个人的基本自尊,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停下来。”

图片:Jilla Dastmalch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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